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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在中国发现历史

作者:柯文
1934 年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前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意识到真正的历史应当是历程历史,掌握了解和研究历史的真正范式,我们会发现原本的“通说”未必是毫无瑕疵的精炼产物,主流并非屹立不倒。相反,它们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在中国发现历史,正如同在退潮的海水看到的一块闪闪发光但又后悔捡起来的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被晒干,石头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它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反倒越来越鲜明。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时地感到,这块石头正将热量传递到手握着它的生命之中1

“ 活着的历史 ”

历史不应当是静止停滞的、停留在过去的不可改变。当我们深入挖掘那些不可能与无法改变时,我们对那“无法改变”的认识不断变化、日益深化、逐渐完善。

历史叙述的角度和方式决定了历史叙述的内容。以西方中心为视角,背负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沉重负担的叙述方式,难以摆脱 “西方侵入- 中国回应” 的窠臼。也正因为如此,诸如 “西方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近代化转变” 此类观点的主导,不经意间便将西方式的发展模式不假思索地朝向整个东方甚至于未曾被西方所染指过的地区,运用此种类推,我们应该会见到西方中国、西方日本、西方印度支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强大的内化和生命力并没有将西方带来的 “前经验” 照单全收,相反,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正在依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性地吸收和消化这些外来的影响,结果并没有在东方出现一个 “远东欧洲”。

因此 “传教士” 式的历史观,是柯文坚决反对的。如果说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受到当地文化、信仰等的影响而无时无刻不被当作 “外国人” 看待,想必没有人会反对;因为从西方中心的角度来说,传教士带来自己的文化 “先见” 和固化的 “偏见”(fixed idea and deep prejudice)想要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凭一己之力改变相对人文化的形态,可最后自己却成了 “镜中人” ,写出来的纪实也只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复制粘贴品。

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就会有怎样的史家,就会有几流的历史学。曾经摇头晃脑背得滚瓜烂熟的通说,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漩涡中,从此咱们中国“被迫”在坚船利炮的威力之下打开了国门。这个表述很有意思,但也很值得探究。我们读到的历史, 是否就是真正的历史所在?从前接触过的春秋笔法、据史实录,看起来只要是越往那个客观全面的方向去靠的历史学著作或者历史学家,就越应当是同类当中的翘楚,换句话说,历史绝不能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是当一本历史编年与《三国演义》、甚至一本《史记》同时放在面前,我想大多数人选择拿起的肯定还是后者。编年体的历史,时间,事件,时间,事件,像是同一条麻绳上的若干蚂蚱般 “步调一致” 地被串起来,而且,仿佛里头的蚂蚱均是存在于二维的空间里, 它们似乎无法抬起头来感知到底上、与下是何种概念,有何种分别。这样的历史, 似乎有些近乎被“ 枭首” 的危险。

历史也类似适用这一种比喻。当历史成了冷冰冰、硬邦邦地一块框架,把那个过去的 “不可改变” 一下框住,像教导主任严查长发学生一样,框架外的各种信息、史料、记载、访谈,都不是 “历史” 应该有的样子,遂除之而后安。于是乎费了这么大功夫,通说终于成了通说。

可是框架的加粗并非解决了争论,反而是起争论之开端。何谓鸦片战争开中国近代史之开端?鸦片战争为何而起?之前的鸦片贸易内容为何?鸦片战争的源流在清王朝的内部是如何运动和变化转移的?柯文坚决反对以“重要事件”为轴强行划分历史,因为既然如此,那么近代中国史不过就是西方不断地渗透、挤压传统的生存空间、不断地占领与入侵的若干事件之结合体,但是过于注重西方人的体验显然是有失公允和以偏概全的,应当要探寻的是,如何透过那个年代下中国人的视角,以中国人的方式看待那个年代的中国史,觉其意、感其形,以中国人的思维和灵魂感知,换句话说,柯文在研究分析时有着这样的一种自觉,即披着一层 “皮” 进行宏观的衡量与考察,而同时又到存在 “无皮之境“,融入进这张皮中,视此张皮为无物。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柯文也重视各种社会科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纯粹的如自然科学般的存在,历史当中应当有一部分社会学、一部分伦理道德、一部分政治变迁,历史自然要与其它的科目间产生良性的互动才能被称之为 “有思想的历史”。永不自足的历史,才是摩登的历史。

公式的检验与语词的辨析

实际上,“西方冲击 - 中国回应” 这一公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晚清时期的某些变迁,但其解释范围却是十分有限的。作者在本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方在近代阶段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且 “西方” 这一概念是相对于 “东方” 而言的。当时的西方人对于 “非西方社会” 并未有过更加深入的了解,甚至对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处于变革中的故土都并未完全熟悉,尝试用 “西方冲击” 这一概念去完整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显然是失之颇偏。换个角度来剖析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中国,面对西方各个领域的介入,是中国人本身通过 “体用” 之说,“挑剔” 地引入适合近代中国的西方元素,转变成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国成分,而不是在所谓 “西方冲击” 下完成 “全盘接受” 的社会转型。换而言之,发生在近代中国的种种变革,并非所谓 “冲击 - 回应” 公式所能片面解释,更多的是处于历史变革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内在调节和自我选择。此外,两种不同文化形式的碰撞之下,衍生的不可能是单纯的单方向的碰撞与回应。在研究近代中国的过程中,诸多美国史家恰恰没有注意到这种作用的相对性,从而忽视了中国冲击下西方所产生的回应。他们往往抽象化地将发生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人士身上的各种现象简单累加后取均值,试图用这种草率得出的结果去研讨发生数十年以前的错综复杂的中国变革。这显然与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式相悖。

站在这个角度上,本章由发生在近代中国的系列变革展开了不同的分析。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入侵,清廷统治下的中国风雨飘摇。内部骚乱迭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而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当时外国入侵仅仅限于临海的部分城市,无法用 “西方冲击 - 中国回应” 这一公式去解释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解决内部动乱与排外相比有着更高的优先级。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尽管越来越收到西方影响,但是也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以 “同治中兴” 为例,清廷较多的改革措施只是完成了表面形式上的转换,其本质内容依旧沿袭中国老一套的旧制。即便是 “军队建制” 和 “外交体制” 这两个按照西方路线的改革的方向,也在 “中国化” 的过程中,添加了许多中国传统的保守成分。故言,“西方冲击” 并不能与中国的 “近代化” 挂上等号。对于当时中国的一些统治阶层而言,“近代化” 本身并无威胁,有威胁的是社会的系列变革可能动摇他们利益既得者的地位,故而对此极力反对。这一阻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和 “同治中兴” 的失败,但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面对西方冲击下的大规模回应。据相关史料记载,十九世纪后期,传统的 “复旧主义” 在国人心中仍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有一些人依旧认为西方威胁无足轻重,这足以可见 “西方冲击” 对当时中国影响的有限性。

随着越来越多有识之人认识到遵循西方方式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家们尝试用传统的 “本末” 思想和申言西学源自中国为 “革新” 辩解。在维护儒教秩序的基 础上重新阐释儒学的某些内容,使深深信奉儒教的民众完成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减少改革推行的阻力。戊戌变法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政治实践,却在各方面因素作用下陷入失败。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的确与 “西方冲击” 有所关联,但与同一时期日本对西方的积极回应相比,中国式的革新过程中需要更多地面对各阶层人士对于改革的畏惧和回避的情绪,故而改革进程缓慢且收效甚微。二战后部分美国史家简单地将中日对西方之回应加以比对,或是从中国对西方挑战欠缺有力回应这个角度来解释中国这段改革运动,却是没有分析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因而造成了曲解,过高地评价了西方冲击对于近代中国的作用。

对 “西方冲击 - 中国回应” 这一理论公式的过分强调,引导人们错误地认为近代中国的系列变革是对 “西方挑战” 做出的回应,而忽略了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主导的中国本土力量。虽然这一框架对于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有一定的可行 性,但它归根结底是在 “美国中心观” 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非秉持着 “中国中心观” 或是站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客观地评价近代中国,本质上过于片面绝对。相反,以一种 “中西方相互冲击和回应” 的视角去解读 “非西方” 的那段百年史,可能能够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

稳中求变之自觉性——以佛教作用之冲突为例

佛教通常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用最大的外来影响,而列文森认为这种中国社会运转的正常方式的支柱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实体——儒教。西方认为儒教阻碍了近现代中国的转变进程,学者们将传统与近代看作水火不容的两个体系,中国最具无力产生改变,因此需要西方的外力冲击来促使它产生巨变。列文森认为儒教中国归根到底是逍遥无碍、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并认为中国 在静待不断增长的忧患意识是外界猛烈震击的结果。儒教的中国在近现代无法自 己从封建制度中产生改变,而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进步是由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的入侵产生的巨力而产生的进步。西方学者们认为,诚然中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前夜已经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我们中国在近代的巨大变革还 是由于外来的文化侵略所带来的影响结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但是我们产生了文明前夜的曙光,我坚持相信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我们的新兴手工业和商业也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的气息。因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朝已经变成一个内外交困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需要改革来帮助我们获得新生。

诚然,鸦片战争后西方带给了我们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我们也是有能力自己产生中华的变革,我们有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我们有着满腹经纶的新时代思想家,我们又是四万万的中国人民。我们或许会有一段时间去发展新制度的社会,但是我们不需要西方的侵略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我们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

内部的激荡——美国本土学者的争论一窥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佩克的观点。佩克批判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改变社会的最好办法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对美国自身感到拥有无比的优越性,而对于中国则采用冷漠敌视的态度。佩克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攻击是此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东方推动近代史这一过程有两种主要因素,一是 “大部分从西方引进的近代化势力”,二是 “当地的传统”。佩克将中国和日本的发展作为对比,他将日本视为一个成功的社会,中国是一个不成功的社会,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在清代闭关锁国,在西方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孤立体系,从而面对西方的威胁无力做出回应,而日本的外在环境具有某种特殊格局,使之足以通过西方的革新来发展自身。

基于佩克的观点,莫尔德的思想令我印象很深。她指出中国与日本社会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农业社会,都经历了类似的社会与经济的演变过程。面对封建主义的冲击,中国巩固了自身的帝国结构,而日本则通过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从她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强调外在的环境对于自身发展的影响,即由于西方的刺激不同,导致中国和日本的发展不同,而忽略了内在的因素,即两国之间不同的价值,信仰与世界观。作者在此对莫尔德的观点进行了强烈地否认,作者认为 “莫尔德辜负了她的读者,尽管她声称自己在追求真理,但在研究过程中,她却把自己的主要主张更多地看成知己的事物,而不是有待考验的假设”。

佩克属于激进派的一员,他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认为正是大多数人掩护美国帝国主义的近代理论,阻止了美国人更正确地理解中国革命。他像火药桶一般的批判了很多之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如费正清。他显然是认为这种帝国主义肿瘤一般“万恶的存在”必然是现实,而他必然要痛斥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是幻想、是神话的研究学者,觉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中国社会在早期受到帝国主义冲击之前,无力独自产生任何变化,中国不是太平乐土。我们可以看到,在内部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无法对封建统治做出根本上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局面的只有西方的帝国主义。在西方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之后,他们就开始阻止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变化,使得帝国主义更加深入。

我同佩克的看法相同,帝国主义并不是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认同是一种神话的概念,并不是中国为了在受到屈辱后得到安慰而创造的概念,帝国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在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是激励中国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关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很困难的,在标准定义中,帝国主义有以下的经济特征,在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垄断统治;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一,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世界的国际同盟已经形成;领土分割完毕。但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具有多国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些模糊,正如作者在本章最后所说的那样,对于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的问题, 从超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神话,从经济影响等实体因素上来看,它就是现实。

何为 “中国中心论” ?

中国中心取向的第一个特征是置于中国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这个特征是对那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的批判。起初外国人认为,中国出现的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是完全效法西方,他们的这种种族主义观念,使得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早期的儒家学者,以及一些诗人文学家,早就对于压迫妇女这件事做出了严格有力地批评,而如今的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对于辛亥革命的问题上,由于国民党史的影响,仅仅只把孙中山看成领导运动的唯一领导人。西方认为我们是惰性的,被动的。但与此同时,文章还写道,我国早期有先进思想的那些人认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自身层面的,是一种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反应,例如龚自珍曾注意到了外国的威胁,但是他关注的重点还是徘徊于中国政治与社会世风日下的问题。又如魏源作为撰写了《海国图志》的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仅仅只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认为边疆有威胁罢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家的危机根源,对研究中国的历史也有借鉴意义。

第二个特征,是以区域,省份或是以地方为中心,因为地方差异明显,由小极大,这样使整体轮廓更加分明,是地方上的多样性融入整体。这样既能有利于研究区块变化,例如研究一个人的生平,以及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队伍突然壮大的原因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岸与腹地沿海地带经济和文化上处于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下,沿海经济以商业为主轴,因此含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沿海地区由于割地司法上是中西方的结合体。例如施坚雅提出了一种先进的区域系统分析方法,认为技术,特别是运输技术,和地理因素是形成地域规划的主要原因。这种动态方法为西方研究中国文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三个特征在上述横向空间的划分上再加上纵向的划分,这样研究能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下层阶级上来,孔飞力的研究绅士对军事化过程所起的领导作用,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

第四个特征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类学家,并将他们的相关理论与研究相结合。随着从以中国中心的思想的不断延伸,从美国的影响这一单一元素逐渐拓宽到人口压力的因素,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益渐增。

作者曾阐述了一条公平合理的原则:即倘若分蛋糕的人和率先进行挑选的人是一个的话,那么不公平与不均衡就会被放大。然而那些自称是东方学的研究人员即使分蛋糕的人,又是挑选的人,甚至他们参与了设计,使得他们在研究中国史的过程中写到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因为“所有的表述首先就得嵌在表述者的语言之中,然后镶嵌在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与政治环境中。从而这三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的确促进了当时美国史学研究的先前发展,但它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广泛存在,无疑也是给现今的史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但导致这些研究者的相关理论,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认为只是西方思想的附属品。因此作者借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

尾声

打通昨天与今天、过去与现在,历时性研究与共识性研究的分立有赖于我们破除对 “今天”、“现在” 与 “当下” 的迷信和崇拜。博尔赫斯在《时间》一文中这样说:“我们来研究一下现在时刻。什么是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是由部分的过去和部分的未来组成的。现在本身就像是几何学上的一个有限点,现实本身并不存在。现在不是我们理智的一个直接数据……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纯粹的现在:这是白费力气。现在始终拥有一颗过去的粒子,一颗未来的粒子。”

即使我们终将要面临一个既成的过去和一个必然将要面对的未来,我们从“中国中心观”里汲取的养分和质料,也可以为我们坚持道路自信、克服盲目和犬儒主义、保持高度灵敏与恪守质疑精神,我们的视域(horizon)才能打开, 才能真正放眼看世界。

历史有一种效用——过去可以和现在交谈。因为在以往和当前中存在着共识性,过去和当前方能够 “开口” 和 “听见”。历史,就不是 “无尽期的哑”;当前, 也将不会是 “无边际的聋”。克罗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才能得以实现2

子张问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


  1. 1.《历史写作就像是“拼图游戏”》,摘自《时尚先生·传送门》“FEATURE/专题”篇,20160820 期
  2. 2.《中国法制史》,浙江大学出版社,郭建等,2011 年
  3. 3.《论语译注》,“为政篇”,中华书局,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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